刘完素提出阳气怫郁论、强调心火暴盛，李东垣提出阴火，朱丹溪提出相火，张介宾等人提出命门之火，其原因何在？
张元素，“易水学派”的开创者，发扬脏腑辨证理论，重视六气病机证治，首创中药引经报使理论，规范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阐发气味厚薄与制方法度等，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张元素之子张璧，号云岐子，继承父业，其脉学、针法研究颇为精当，见于《古今医统》。
2方药理论创新
张氏除了使以虚实寒热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系统化，还在方药方面有巨大的创新。张氏在方药方面的成就多以《内经》为理论渊源，学习自《神农本草经》以后诸位医家的用药制方经验，再结合自己临床实践对药物的引经报使理论、气味补泻、升降浮沉、脏腑寒热虚实用药式等方面和制方之法进行了深入探讨。
2.1创立了“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学说
《灵枢》和《素问》中虽然未能具体论述药物的归经，但论述了五脏配五味、五色、五气确定所入、所出。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素问?宣明五气论》“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素问?五脏生成论》曰“色味当生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当脾、甘，黑当肾、咸。”这些论述蕴含着早期归经的理论，指引着中药归经的发展，奠定了中药归经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推动中药归经理论的前行，待至金代张氏创立了“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学说。而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前者是指某药善于入某经，治疗相应的脏腑经络病症力专效宏；后者是指某药善于入某经，但是其主要功能是引导其他的药物进入该经（犹如向导），在治疗该经病症的过程中起导引作用（当然亦有治疗作用）。
2.1.1归经学说
所谓归经，是中药功效的定位概念，即为表示中药功效对人体脏腑、经络等特定部位的选择性。张氏以藏象学说、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并参考前人对中药的认识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根据临床效果结合中药的形、色、气、味等特点，来确定中药经络的归属，以指导临床用药。如心主神志的功能异常，可以导致失眠、多梦、健忘、神志不宁、痴呆、癫狂、昏迷等，应选用酸枣仁以养心安神、朱砂以重镇安神来治疗上述症状，又因朱砂其色赤，据赤入心，故酸枣仁和朱砂均归属心经：再如足太阳膀胱经感受外邪风寒后，可出现头项疼痛、背部酸疼、肢体关节不适等症状，可服用羌活、葛根之类可以解表散寒的药物，张氏认为羌活、葛根之类可以解表散寒的药物入足太阳膀胱经。张氏不但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指?去脏腑之火》及《医学启源?药类法象》中记述了较多药物的归经所属，并且张氏还认识到了即使同类功效的药物，也有各归脏腑经络的不同，如泻火药中*连主入心经，故主要泻心火；*芩主入肺经、大肠经，故主要泻肺火、大肠火；白芍主要入肝经，故主要泻肝火；知母主要入肾经，故主要泻肾火；木通主要入小肠，故主要泻小肠火；石膏主要入胃经，故主要泻胃火等等。另张氏认为防风为太阳经本药，所以身去上风，梢去下风；羌活为手足太阳经风药，故治疗肢节疼痛，加川芎治疗足太阳、少阴头痛，透利关节；葛根同行足阳明经；细辛入少阴经，故治少阴头痛如神；藁本，太阳经风药，故治疗寒气郁结本经，治头痛脑痛齿痛；蔓荆子入太阳经，故治疗太阳头痛、头沉、昏闷，除目暗，散风之要药；秦艽入阳明经，故去手足阳明经下牙痛、口疮*，及除本经风湿；麻*，入太阳、太阴经，故发太阳、太阴汗。
2.1.2引经报使学说
引经报使，即认为一些药物对某一脏腑经络具有特殊作用，其选择性特别高，并且可以引导与之同用的其他药物直达病所，从而提高临床疗效的，这种药物被称为引经药。张氏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各经引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药类法象》及《珍珠囊》中首次明确提出引经药。如《医学启源?用药备旨?各经引用》曰“太阳经，羌活；在下者*柏，小肠、膀胱也。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阳明经，升麻、白芷；在下者，石膏，胃、大肠也。太阴经，白芍药，脾、肺也。少阴经，知母，心、肾也。厥阴经，青皮；在下者，柴胡，肝、包络也。以上十二经之的药也。”再如《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药类法象》曰“羌活...手足太阳引经药也”、“柴胡...此少阳、厥阴引经药也”、“升麻...足阳明胃、足太阴脾引经药。若补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独活...足少阴肾引经药也”、“香白芷...阳明经引经之药”、“川芎...少阳引经药也”等等，引经报使学说的提出，对后世方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其弟子脾胃学说的建立者李杲关于脾胃的遣药制方就受张氏巨大影响，运用引经药就很有自己的建树；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张氏的引经报使学说全部收录其中，且大加推崇；清代尤在泾在《读书笔记》中曰：“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佐使，则不通病所”；何柏齐在《医学管见》曰“引经即引治病之使，致谓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药与病遇始得有功”等等，足见张氏创立的引经报使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2.2创立药物升降浮沉学说
张氏根据《内经》关于气味、阴阳、厚薄理论，即“气味分阴阳，气味有厚薄；气为阳，味为阴；阳气主上升，阴味主下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再结合临床实践，创立了药物的升降浮沉学说，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多种因素有关。
2.2.1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
张氏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曰“味为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气为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又曰：味浓则泄，味薄则通；气厚则发热，气薄则发泄。又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通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将气味分阴阳，继则将阴阳又分阴阳，从而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扩大了药物的应用，并且列举茯苓、麻*、附子、大*、竹、茶等实例进行说明，曰“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行，何谓利水而泄下？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阳也。麻*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附子，气之浓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味之浓者，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竹，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也；茶，苦，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也。”
2.2.2药物炮制与升降浮沉
张氏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亦与药物的炮制方法有密切关系。《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药性生熟法》中曰“*连、*芩、知母、*柏，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酒炒之，借酒力上升也。咽之下，脐之上者，须酒洗之；在下者，生用。凡熟升生降也。大*须煨，恐寒伤胃气；至于乌头、附子，须炮去其*也。用上焦药，须酒洗曝干。*柏、知母等，寒药也，久弱之人，须合之者，酒浸曝干，恐寒伤胃气也；熟地*酒洗，亦然。当归酒浸，助发散之用也。”张氏明确指出了*连、*芩、知母、*柏在治疗不同部位的疾病时分别用酒炒以使药性上升而治疗头面部及手梢皮肤部位的疾患，用酒洗以治疗躯干部的疾病，治疗下半身疾病则生用，以及药物经炮制熟后药性多上升，未经炮制生用则药物多下降。
2.2.3药用部位与升降浮沉
张氏据《内经》“根升梢降”理论结合取类比象的思想认为“凡根之在上者，中半以上，气脉上行，以生苗者为根。中半以下，气脉下行，入土者为梢。当知病在中焦用身，上焦用根，下焦用梢”。张氏认为药物的直根为根，须根为梢，根的气脉可以上行生苗，故可以治疗上焦的病症；梢的气脉下行入土，故可以治疗下焦的病症。张氏对常用植物药物的根梢升降浮沉应用初步进行了实践探索。
2.2.4药物质地与升降浮沉
张氏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有关系，大凡花叶及其他质地轻扬的药物能够升浮，子实及其他质地重浊的药物能够沉降。如“葛根...体轻上行”、“麻*...体轻清而浮生”、“石膏...体重而沉降”、“地榆...其体沉而降”、“巴豆...体重而沉降”、“白僵蚕...体轻而浮升”等等。
2.2.5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
中药的四性就是指药物的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又称四气。中药．的五味，是指药物具有的辛、甘、苦、酸、咸五种基本的味81。张氏认为药物四气五味亦与升降浮沉有关系。其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药性要旨》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甘苦寒泻血热。”
2.3创立新的补泻法
张氏依据五脏的苦欲补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创立了新的补泻法。如：
2.3.1升降浮沉补泻法
张氏认为“苦药平升，微寒药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甘苦寒泻血热”，制定了五脏气味补泻法。“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注云：肝胆之经，前后寒热不同，逆顺互换，入求责法。心小肠：味咸补，甘泻；气热补，寒泻。注云：三焦命门补泻同。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热补，寒凉泻。注云：温凉寒热，各从其宜；逆顺互换，入求责法。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膀胱：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
2.3.2脏气法时补泻法
张氏据《内经.》“五脏苦欲”等理论创立了脏气法时补泻法，法时指药物的四气五味顺应脏腑的所苦所欲。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柏、知母。注云：开腠理，致津液，通气血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药。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以甘泻之，*芪、甘草、人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甘补之，人参；以苦泻之，*连。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以辛泻之，桑白皮。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柏；以咸泻之，泽泻。注云：此五者，有酸、辛、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软、或坚，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张氏不仅根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指出了脏腑的苦欲补泻之法，而且明确指出了相应的应用药物，大大完善了“五脏苦欲补泻”理论，使此理论可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应用临床。
2.4创立了新的中药分类方法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9是按照三品分类法将其收录的种药物分成“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有*，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序录》）。这种分类方法是我国中药学最早最原始的分类法，在当时的条件指导了中医的临床实践。但是从现在看，其分类方法并不科学，分类过于笼统，划分界限难以界定，如麝香，久服除邪，麝香确有除邪之功效，然其性烈走窜，久服其正气必衰，怎可久服？故其应列入下品，怎可列入上品，岂不误人乎？
张氏根据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主治将临床常用的药物按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中央、燥降收、寒沉藏及法象余品分为六类。此分类方法贴合临床实际，方便医家根据药性、功效查找、学习、记忆，特别是对药物的功效记述更加准确，精确。如羌活，性温味辛，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作用有五，一手足明太阳引经，二风湿相兼，三去肢节疼痛，四除痈疽败血，五风湿头痛。
2.4.1风升生
风药气温，其性上行，尤如春季之气上升，有利于生长发育。这些药物，为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者皆属此类。如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细辛、独活、香白芷、鼠粘子、桔梗、藁本、川芎、蔓荆子、秦艽、天麻、麻*、荆芥、薄荷、前湖等均是属于此类的药物。
2.4.2热浮长
热药气浮，其性发热，尤如夏季之气浮盛，有利于长养万物。这些药物，为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者皆属此类。如黑附子、干姜、干生姜、川乌头、良姜、肉桂、桂枝、草豆蔻、丁香、厚朴、益智仁、木香、白豆落、川椒、吴茱萸、茴香、玄胡索、缩砂仁、红花、神曲等均是属于此类的药物。
2.4.3湿化成
入湿土之药，能调和脾胃，使土化兼及四化，周备万物，而成长化收藏之用（源于《素间?五运行大论》王冰注）。这些药物，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其本味淡，其兼味辛、甘、咸、苦，在人以脾应之皆属此类。如*芪、人参、甘草、当归、熟地*、半夏、术、苍术、橘皮、青皮、藿香、槟榔、广茂、京三棱、阿胶、诃子、桃仁、杏仁、大麦曲、紫草、苏木等均是属于此类的药物。
2.4.4燥降收
燥药有去湿致燥者，有酸以收敛者，有润以治燥者，-有苦以降气者，功用不同，但其气皆降，其性收敛，如秋季之气下降，使万物收敛之义。这些药，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皆属之，皆属此类。如茯苓、泽泻、猪苓、滑石、瞿麦、车前子、木通、灯草、通草、五味子、白芍药、桑白皮、天门冬、麦门冬、犀角、乌梅、牡丹皮、地骨皮、枳壳、琥珀、连翘、枳实等均是属于此类的药物。
2.4.5寒沉藏
寒药下沉，其性敛藏，尤如冬季之气多阴沉，万物闭藏。这些药物，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皆属此类。如大*、*柏、*芩、*连、石膏、草龙胆、生地*、知母、汉防己、茵陈蒿、朴硝、栝楼根、牡蛎、玄参、苦参、川楝子、香豉、地榆、栀子、巴豆、白僵蚕、生姜、杜仲等皆是属于此类药物。
2.4.6法象余品
张氏将不能分入以上五类的单列于后，称之为法象余品。如蜀葵花、梧桐泪、郁金、款冬花、香附子、大戟、白及、甘遂、射干、天南星、御米壳、胡芦巴、白附子、槐花、槐实、茯神、沉香、檀香、乳香、竹叶、山茱萸、郁李仁、金铃子、草豆蔻、红花、朱砂、赤石脂、甘菊、茜根、王不留行、艾叶、囟砂等。
以上就是张氏对中药的分类，张氏称之为“药类法象”，即药物的分类，取法于五运六气之意。这是张元素对中药分类的又一创新，一大贡献。
2.5创立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
张氏所著的《脏腑标本药式》是对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的另一大贡献。他在此书中列有十二个脏腑，每个脏腑都先列出其生理功能，后列本病、标病的常见病症，最后列出寒热虚实温清补泻治则指导下的各种治疗方法和具体应用的药物，为后人处方治病设立了药物使用模式。
王好古在其《汤液本草标本阴阳论》［中指出了本病和标病的判定标准“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又脏腑在内为本，各脏腑之经络在外为标，此脏腑经络之标本也。更人身之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各有标准也。以病论之，先受病为本，后传流病为标。”
以肺的标本寒热虚实用药为例。张氏指出肺的生理功能为“藏魄，属金，总摄一身元气，主闻，主哭，主皮毛”。其后张氏将肺病分为本病和标病，其本病的主要表现是“诸气月贲郁，诸萎，喘呕，气短，咳嗽，上逆，咳唾脓血，不得卧，小便数而欠，遗矢不禁”，标病的主要表现为“洒淅寒热，伤风自汗，肩背痛冷，臑臂前廉痛”。最后张氏又指出肺的治疗原则有五，即“气实泻之”、“气虚补之”、“本热清之”、“本寒温之”、“标寒散之”。
张氏将“气实泻之”分为四种治疗方法。其一，水为金之子，泻膀胱之水，则水气下降，肺气乃得通调，故用“泻子”之法，其药当用泽泻、葶苈、桑皮、地骨皮：其二，肺气起于中焦，胃中湿痰凝聚，其气上注于肺，去胃中湿痰，正以清肺，故用“除湿”之法，其药当用半夏、白矾、白茯苓、薏苡仁、木瓜、橘皮；其三，肺属金，畏火，火有君相之别，君火宜清，相火有从逆两治，气实只宜逆治，故用“泻火”之法，其药当用粳米、石膏、寒水石、知母、诃子；其四，邪气有余，壅滞不通，去其气滞，则正气自行，故用“通滞”之法，其药当用枳壳、薄荷、干生姜、木香、厚朴、杏仁、皂荚、桔梗、紫苏梗。
张氏将“气虚补之”分为三种治疗方法。其一，土为金母，补脾胃，正以益肺气，故用“补母”之法，其药当用补益脾胃之药甘草、人参、升麻、*芪、山药；其二，补母是益肺中之气，润燥是补肺中之阴，金为火刑则燥，润燥不外泻火，泻实火则用苦寒，泻虚火则用甘草，故用“润燥”之法，其药当用蛤蚧、阿胶、麦门冬、贝母、百合、天花粉、天门冬；其三，久咳伤肺，其气散漫，或收而补之，或敛而降之，宜于内伤，外感禁用，故用“敛肺”之法，其药当用乌梅、罂壳、五味子、白芍、五倍子。
张氏认为清热不外泻火润燥，前分虚实，此分标本寒热，故药味亦多重出，“本热清之”之法当为滋阴降火、干寒苦寒，随虚实而用的“清金”之法，其药当用*芩、知母、麦门冬、栀子、沙参、紫苑、天门冬。
张氏认为金固畏火，而性本寒冷，过用清润，肺气反伤，故曰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其治疗原则为“本寒温之”，治疗方法为“温肺”。然因土为金母，金恶燥而土恶湿，清肺太过，脾气先伤，则土不能生金，故温肺必先温脾胃，即补母之法，故其药当用丁香、藿香、款冬花、檀香、白豆蔻、益智仁、缩砂仁、糯米、百部。
张氏认为肺主皮毛，邪气初入，则寒邪未变为热，故不言标热，而言治疗原则为“标寒散之”，治疗方法为“解表”。表指皮毛，属太阳，入肌肤则属阳明，入筋骨则属少阳，此解表解肌和解，有浅深之不同也，故其药当用麻*、葱白、紫苏。
2.6制方之法
张氏临证以临床疗效为追求目标，故其在临证之时多取前人之长，且善于灵活变通立法处方以利病证。正如其所云“大法曰；前人方法，即当时对证之药也。后人用之，当体指下脉气，从而加减，否则不效。”
2.6.1灵活化裁创制新方
张氏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善于师古方之法，而化裁创制新方，又不拘泥于古方。如九味羌活汤（见于《此事难知》，羌活一钱半防风一钱半苍术一钱半细辛五分川芎一钱白芷一钱生地*一钱*芩一钱甘草一钱），就是张氏针对古方桂枝麻*二汤的主证，所制成的四时发散通剂。因为发散用伤寒法，法度极严，有汗不得用麻*，无汗不得用桂枝，稍有偏差便可能发生坏证。故张氏创制此方，使后人用此不会犯三阳禁忌。王海藏认为此方不独解表，即治杂证也有神效。在实践中此方在治疗伤风之在经者或者风湿疼痛诸证，此方却有良效，故此方被收录于中医学各版《方剂学》的解表剂教材中。此外此方后亦云“已上九味，虽为一方，然亦不可执。???当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其效如神（此即是口传心授）。［叹］咀，水煎服。若急汗热服，以羹粥投之。若缓汗温服而不同汤投之也。脉浮而不解者，先急而后缓。脉沉而不解者，先缓而后急”张氏即明人以活法，临证之时宜“增损用之”，这也体现了张氏治病据病证而处方，而非死守某方某药，临证善于灵活化裁。再如，枳术丸是张氏根据张仲景枳术汤变化剂量，化裁而成的丸剂。枳术汤重用枳实破结下气以治疗停水，为实证而设立，枳术丸重用白术补脾健脾祛湿化痰，重在补虚。二方用药相同而仅使用药量不同，而治疗的病证即有巨大不同，一泻一补，足见张氏临证善于化裁古方之功底。
2.6.2创立新的制方原则
张氏以药物气味与病机的协调为基础，以五行相生相克为原则，创立了新的制方原则。如张氏认为“夫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咸、甘、淡之味，各有所能，不可不通也。夫药之气味不必同，同气之物，其味皆咸，其气皆寒之类是也。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浓薄，性用不等，制方者，必须明其用矣。”、以及“夫木火土金水，此制方相生相克之法也，老于医者能之。”创立了风制法、暑制法、湿制法、燥制法、寒制法。并且张氏特别举例说明制法之具体应用以“教人比证立方之道”。如以当归拈痛汤为例。
此方治湿热为病，肢节烦痛，肩背沉重，胸膈不利，遍身疼，下注于胫，肿痛不可忍。经云：湿淫于内，治以苦温，羌活苦辛，透关利节而胜湿；防风甘辛，温散经络中留湿，故以为君。水性润下，升麻、葛根苦辛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而上行，以苦发之也。白术苦甘温，和中除湿；苍术体轻浮，气力雄壮，能去皮肤腠理之湿，故以为臣。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身辛，温以散之，使气血各有所归。人参、甘草甘温，补脾养正气，使苦药不能伤胃。仲景云：湿热相合，肢节烦痛，苦参、*芩、知母、茵陈者，乃苦以泄之也。凡酒制药，以为因用。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猪苓甘温平，泽泻咸平，淡以渗之，又能导其留饮，故以为佐。气味相合，上下分消，其湿气得以宣通矣。羌活（半两）防风（三钱，二味为（君））升麻（一钱）葛根（二钱）白术（一钱）苍术（三钱）当归（身）（三钱）人参（二钱）甘草（五钱）苦参（酒浸二钱）*芩（一钱炒）知母（三钱酒洗）茵陈（五钱酒炒）猪苓（三钱）泽泻（三钱）并且张氏还指出了此方的煎服法，“上锉如麻豆大，每服一两，水二盏半，先以水拌湿，候少时，煎至一盏，去滓温服，待少时，美膳压之”。3张氏对脾胃、三焦、肝虚寒的认识张氏除了发展完善了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和创新了药物的归经、引经理论，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学术观点，其中对脾胃的认识、对三焦的认识和肝虚寒的见解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
3.1对脾胃的认识
张氏认为脾胃为人身之根本，脾胃功能正常则五脏六腑功能亦正常，正如其在《医学启源》中说“脾者，土也，谏议之官，主意与智，消磨五谷，寄在胸中，养于四旁，旺于四季，正主长夏，与胃为表里，足太阴阳明，是其经也”、“胃者，脾之腑也，又名水谷之海，与脾为表里。胃者，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也，足阳明是其经也。胃气绝，五日死。”，所以张氏在临证处方之时亦非常注重保护胃气，如“*柏、知母等，寒药也，久弱之人，须合之者，酒浸曝干，恐寒伤胃气也。”、“葛根，???不可多用，恐伤胃气”等等；治疗脾胃多用升阳之药物，如“升麻，气平，味微苦。足阳明胃、足太阴脾引经药。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于至阴之下二也???又云：甘苦，阳中之阴，脾痹非升麻不能除”、“柴胡，能引胃气上升”，这正是其弟子李杲创立脾胃学说，治病善用风药的原因。此外张氏论治脾胃仍坚持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
3.2对三焦的认识
关于“三焦”《内经》认为其不仅有功能，而且三焦是一个实体，但通览张氏医著，张氏认为三焦“有其名而无其形”。且张氏认为三焦属手少阳经，为父气，非《灵枢?本输》手少阳属小肠或《灵枢?本脏》三焦属膀胱”。张氏在其著作《医学启源》中明确指出了三焦的生理功能：“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号曰中清之腑。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上下内外左右皆通也。其于灌体周身，和内调外，荣养左右，宣通上下，莫大于此也。又名玉海水道。上则曰三管，中则曰霍乱，下则曰走泄，名虽三而归其，有其名而无其形，亦号孤独之府。而卫出于上，荣出于中，上者络脉之系也，中者经脉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属膀胱之宗始，主通阴阳，调虚实，呼吸。”并且明确指出了三焦病寒热虚实不同病证的表现：“善腹胀气满，小腹坚，溺而不得，大便窘迫也。溢则作水，留则作胀，手少阳是其经也。又上焦实热，则额汗出而身无汗，能食而气不利，舌干、口焦、咽闭之类，腹胀肋胁痛。寒则不入食，吐酸水，胸背引痛，嗌干，津不纳也。实则食已而还出，膨膨然不乐。虚则不能制下，遗溺，头面肿也。中焦实热，则下上不通，腹胀而喘，下气不上，上气不下，关格不利也。寒则下利不止，饮食不消，中满。虚则肠鸣膨膨也。下焦实热，则小便不通，大便亦难，苦重痛也。虚寒则大小便泄下不止也。”且其又指出了三焦病是动的病症“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痛，颊痛，耳后肩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其后又指出了三焦在脉诊中三部九候法中的位置，“右尺三焦、命门脉之所出，先以轻手得之，是三焦，属表。”最后明确指出了三焦热证的治疗处方，其治疗时将三焦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上焦热，凉膈散、泻心汤；中焦热，调胃承气汤、泻脾散；下焦热，大承气汤、三才封髓丹。气分热，柴胡饮子、白虎汤；血分热，桃仁承气汤、清凉饮子；通治其热之气，三*丸、*连解*汤是也”。通过治疗三焦的病证亦可体现张氏对归经理论的应用，同样是热证，不同部位的热证，却选用不同的处方，可见张氏医术之高明。
3.3对肝虚寒的认识
中医界数千年来主流意见一直秉持肝多亢盛而无虚寒的学术观点，所以导致《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5月）也秉持相似观点“肝气，、肝阳的失调，以肝气、肝阳的亢盛有余为多见，而少见肝的气虚和阳虚”，同期的《中医诊断学》在脏腑辨证中认为肝的病证“虚证多见血亏及阴伤，实证多见气郁火盛以及寒邪、湿热等侵犯”而无肝虚寒证。然亦有不少医家指出存在“肝虚寒”。华佗、张元素在其著作中均指出“肝虚冷，则胁下坚痛，目盲臂痛，发寒热如疟状，不欲食，妇人则月水不来，气急，其脉左关上沉而弱者是也。”不仅明确提出了“肝虚冷”（虚冷，阳虚也），而且明确指出了肝虚冷的表现为胁下坚痛，目盲臂痛，发热如疟状，不欲饮食，女子月经不能按时而至，易怒等，最后还明确脉诊的诊断依据“其脉左关上沉而弱者”。可见他们两位名医都认识到了肝虚寒的存在。
《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曰“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金匮要略》曰“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张仲景在以上两段中提到了脏寒，虽未明言为肝虚寒（即肝阳虚）而导致脏寒证，但是后世医家李士懋先生认为乌梅丸［12］就是治疗的肝阳虚的主方，而非仅用于厥阴病和久利。李老认为厥阴篇的本质是因肝阳虚而导致的寒热错杂证，治之当在温肝阳的基础上调其寒热，寒热并用，所以乌梅丸正合此意，故用此方治疗肝阳虚的病症。李老在临床应用中将此方应用于众多疾病的治疗，如多汗、不孕不育、胃痛、胁痛、头疼、痤痱、腹泻等等，其应用指征为两条，一条为，脉弦按之减，弦脉可以兼见濡、缓、滑、数、细，只要按之无力即可，另一条为，只要见一二肝阳虚导致的症状即可。两条皆俱，即可诊断为肝阳虚，用乌梅丸加减无疑。余曾临床用此方治愈二病人，一位为30岁男性患者大三阳，诊时其述胃痛，怕湿冷，脉弦细无力，服乌梅丸5剂后其胃痛即止；另一位患者为32岁女性，平时常头疼以两侧为主、头蒙已影响工作，喜热，用热水洗头后感觉舒服，纳差，脉弦缓减，左关沉而无力，一诊给其开5剂乌梅丸，二诊时其述服完三剂无变化，自服第4剂时头部不适明显减轻，此后又间断服用此方，随访头部不适发作频率已大大减轻，已不影响工作，检查素患贫血现已正常。可见张氏对肝虚冷的认识是正确的，亦体现了张氏对科学真理的坚持。
4为易水学派形成奠定基础
自北宋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分裂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权崛起，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割据时期，各个*权在此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为了维护统治及争夺土地相互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不但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也直接导致了疾病的广泛流行。此外加上这一历史时段内天灾及疫病的频繁爆发，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疾病谱出现，比如中原地区由于战事最频，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脾胃忧思内伤，导致内科疾病盛行，再加当时医家临证多遵循守旧固守某论某方，导致大量病人死于非命。此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对当时的医学提出了尖锐的要求，迫使当时的行医者努力探求新的治病方法和手段以应当时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又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使得众多医家有机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以及实践水平。张元素正是在此危难之际以前世医学知识为基础再结合临床检验，大胆革新，创立新说，创立了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以及归经理论和引经报使理论等新的医学学说，易水学派正是在张氏创立新说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此后其门人李杲、王好古，及再传弟子罗天益等在张氏创立新说的基础上和张氏师古而不泥古的革新精神指引下提出新说，传承和发展了易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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